从神州七号的升天到肾结石的婴儿说中国社会

“中国的签证系统回到正常了，显然奥运会结束了。”9月22日《南华早报》社论版的漫画上，一洋一中两位光头老兄坐在酒桌旁的叙旧。

“是啊，污染和食品恐慌也回来了”。中国光头回应说。他们的头顶上方的鸟笼里，一只鹦鹉正带着防毒面具，笼外的小牌上写着：今天不用牛奶，谢谢。

世界上两个最引人瞩目的国家在九月陷入不安。美国人看着曾经自以为是“宇宙之王”的投资银行的崩溃；而中国，则从八月的胜利与欢呼，迅速转入悲伤、愤怒与恐慌了，升腾的神州七号都未能冲淡这些情绪。

从山西的尾矿库的溃坝，深圳舞厅的大火，到被污染的牛奶。那个高效运转、全民和谐的中国形象，一下子让位于冷酷与机能失调——政府冷漠傲慢，商界道德败坏，媒体监督缺席……无辜的人来被迫要承受这一切，即使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愤怒，都找不到宣泄的途径，更不清楚这种愤怒能否转化成某种有效的成果。美国的银行家只是丢掉工作，而中国的不幸者则丧失了生命。

神州七号的升天与肾结石的婴儿，是理解此刻中国的两个角度，它们映衬出两个完全不同、却彼此共存的中国。一个中国可以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举办最壮观的运动会、将人送上太空，创造高速的经济增长；另一个中国则无法教育好年轻一代，放任天空与河流被污染，漠视人的价值，甚至对自己的未来都毫无怜悯……

如果前一个中国是一台轰然向前的庞大机器，后一个中国则是它源源不断的燃料。而且，看起来它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前一个中国，由官员与在过去二十年中崛起的商业与文化精英们构成，他们彼此或许存在着某种利益上的冲突，却不复有观念与原则上的差异，他们将不受控制的政治权力，垄断资本获得的金钱与社会达尔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结合到了一起。他们为自己筑造了金色的围墙，却时时感到墙外的不安与躁动。金色围墙与墙外的躁动使他们既自满又脆弱，他们经常在傲慢与过度敏感之间的摇摆。随着时间的延长，他们愈加头脑封闭，处于self-denial（自我否定）和self-deception（自我欺骗）之中。

而另一个中国则长期处于原子式的分散状态，他们缺乏自己的组织形态，也因此没有一致的力量。即使有一刻，他们因为群体的愤怒，而发出了声音，表现出力量，但这总是昙花一现式的，它注定难以持续。而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已潜移默化接受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只希望自己能在这场拼搏中获得更高的地位，早日摆脱眼前的现状，或者有朝一日进入金色围墙之内。他们也容易受到操纵，多年的宣传教化既使他们对一切嘲讽，也同样使他们极度轻信。他们与其说是真心相信什么，不如说因为匮乏的生活，而主动选择了相信些更缥缈的东西，作为调剂生活的需要。

而曾被期待的中产阶级们，依偎在金色围墙周围。他们或许充满抱怨，但仍强烈的期望保持现状，以保存自己刚刚获得的一切。除去他们自己那个小世界，他们什么也不关心。

腐败、污染、公众事故、贫富差距，此刻的中国既受困于这眼前重重挑战，更受困于勇气与想象力的丧失。整个国家正像是一个身形庞大、内心焦灼、头脑幼稚的巨人，既轻易的为一些表象而兴奋不已，也不断被身上的各种疼痛而坐卧不安。她意识到问题的最终症结，但是它从来不敢正视这现实，或是大胆设想另一条轨道。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沿着原有轨道向前，终有一日会出现问题。但是金色围墙内的人将自己的家人子女送往了别的国家，然后开始自我欺骗与原谅，或许最努力做的是拖延它出轨的时间；而剩下的人们，则深感无力，或许唯一的期盼是，下一个掉出轨道的不是自己，因为他已经看到很多这样的不幸故事了……

如果你生活在中国之外，你看到的是前一个中国，它日益强大、富有希望；如果你生活在其中，那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但是那些乐观者总倾向于将之视作“成长的代价”。在你成为这代价的一分子之前，你很难意识到这“代价”到底是什么？





奶农的生存困境越发引得关注。



不论是官方色彩浓厚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一套，还是面向普通市民的都市报，在传达了消费者的怨言后，近期亦对杀牛倒奶的悲剧加以关注。上海商报社论建议国家启动紧急收购，以遏止倒奶杀牛之风。

奶农要有饭吃，民众要有奶喝。新闻联播开始直接出面向国民推荐没被检出三聚氰胺的奶粉厂家，今天是“完达山乳业：盯紧生产环节确保质量安全”。

世事变幻，半个月前还是奶业霸主的伊利、蒙牛、光明如今就少了“贵人”相助，领衔奶制品企业联合发布质量诚信宣言的行为被公开嘲讽，成都商报说“社会责任不是不良企业想戴就戴的高帽”，要求奶制品企业们少点花言巧语，多点诚心实意：比如应该有勇气把三聚氰胺的真相大白天下。

“姗姗来迟的质量诚信宣言，至多只是亡羊补牢的呼号，算不得真心诚意的补过”，南方都市报社论鼓励消费者维权，认为这就是推动奶业自救。早前曾有传闻曾有部门要求律师勿代理奶粉诉讼，这家广州报纸值此公开呼吁不应一循旧制采取压制受害消费者维权诉求的做法：当下，民众对地方政府的维权疑虑正在加深，包括法律援助在内的维权事项，都已遭遇不应有的地方阻力。

人大教授张鸣等曾引用日本“问题大米”企业家自杀等为例，意指中国企业家缺乏“道德的血液”。但中国青年报发表杨于泽文章，直接设问，滋润的中国企业家凭什么要自杀？这位作者嘲讽道：在中国，企业第一，惟企业家为大。企业出了丑闻，地方当局总想息事宁人，连向受害者道个歉都要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活着不难，干吗自杀？只有神经病才会自杀。　

在三鹿董事长田文华出事之前，本来是汇源董事长朱新礼遭受着媒体上此起佊伏的批评指责。如今，华商报作者郭宇宽又想起了这位把企业当儿子养当猪卖的企业家，称“奶粉业该向汇源学习”：汇源的朱新礼这么多年来小心谨慎维护品牌，我相信不见得是因为他比三鹿或者蒙牛、伊利的老总情操高尚，而是因为他对自己打造的这个品牌寄予的期望，克服眼前蝇头小利的诱惑，期望将来能卖个好价钱。品牌留给社会，自己大赚一笔。

中国青年报文章“当资本强大到可以操纵搜索结果”认为，“这几年媒体越来越主动地掌握了媒体监督权，靠权力公关灭火的事情倒是听得少了”。作者称，越来越多的丑闻主角逐渐明白，“如果网上的信息堵住了，舆论就被堵住了一大块”。从权力公关到资本公关，这种公关路径的“升级”流变严重考验着公共媒体乃至整个社会的良知。



现在是轮到牛根生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刻了。


一起毒奶粉事件，足以让人们把之前对中国企业家的所有称颂全部烧成纸灰。

灰飞烟灭间，还有多久才能看到凤凰的重生？

三十年来，几乎每一个处在高速成长期的产业都会被假冒伪劣所困扰，从食品、服装、保健品、家电到地产，现在又轮回到食品。中国的奶制品市场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起初是营养乏善可陈的配制奶－－却被商家的广告渲染得天花乱坠，好不容易进步到纯奶，却发生了这样的事件。

我不知道中国最大奶制品公司蒙牛集团的董事长牛根生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辞职。这个从小在牛群中长大的人难道真的不知道他的牛奶达不到那么高的蛋白质含量吗？我不相信。

这个富有传奇的企业家在过去10年里让一头牛跑出了火箭的速度。说来可笑，在一年多前的一次论坛上，具体的说是中央台在绍兴的一次品牌推介会上，他用生动的语言和故事讲述了他的传奇人生以及特仑苏的品质之高，全场欢笑不断。有人在发言中则说，在中国市场上，看多了神话的诞生，牛最终还是牛，只能跑出牛的速度，神话只有落到地上才是真实的。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说的时候，坐在旁边的老牛的脸色一定也不太好看。但是，今天我很悲哀地看到，那些话居然会成为一个如期而至的预言。

现在的事实基本可以判断，这是一个集体犯罪的行业。质检总局在9月中旬的报告中以含蓄的方式呈现了所有的事实：21家乳制品公司涉嫌其中，它们几乎是中国大型奶制品企业的全部，另外的三个细节表明，这不是一次事故，而是蓄意的犯罪――“出口奶粉到了孟加拉、缅甸、也门3个国家。经对留样检测，未发现三聚氰胺。”、“供应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乳制品均未检出三聚氰胺。”、“9月14日以后生产的液态奶未发现三聚氰胺。”

这场食品风暴扯下了中国制造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我们无地自容于世界。

现在，一个集体犯罪的行业，必须应该有领袖者出来承担职业和道德上的责任。这是奶制品领域的企业家首先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特别是那些头上带着光环的神话企业家。

我知道他们现在心存着一个必然的侥幸：因为是全行业犯罪，所以，中国的消费者其实根本找不到可以替代的奶粉，价高量小的跨国奶粉公司在近10年内完全没有能力覆盖中国的二、三级市场。只要躲过这场风暴－－而且这又是一个以遗忘为特征的“快年代”－－他们仍然可以收复所有的市场和尊严。

消费者的拒绝购买是愤怒的宣泄，股价的疯狂下跌是资本的惩罚，李长江和石家庄市委书记的下台是政府的姿态，各国对中国奶粉的下架是全世界对中国制造的一次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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